宋儒所以創新和繼承

中哲史二作業

論宋儒所以創新和繼承

哲學三 游定璇

    宋明儒者大多繼承韓愈的道統說：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原道〉)

然而，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否確實如此？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簡略介紹儒家自孔子之後的發展：

孔、墨之後，儒分為八。(《韓非子‧顯學》)

到戰國時代，影響最大的孟荀二人，前者師承子思[1]，將孔子的仁說持續發揮；荀子較著重於禮，承繼了孔子學說關於教化的一部分。《史記》寫荀卿五十遊學於齊，當時鄒衍陰陽五行正為顯學。荀子〈天論〉一篇很顯然地在辯駁這種「天衍終始」的觀點[2]。《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有一段：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可見當時荀卿一派仍然保持孔子罕言天道[3]的傳統，孟子其書，也罕見陰陽之說。然而《莊子‧天下篇》有語儒者「《易》以道陰陽」，由此，可知最晚最晚，在戰國後期的儒家，已一部分混合了陰陽思想其中，為漢儒天人感應之說打下基礎。

    漢朝流行天人感應、五德終始的看法，雖然多被後學斥為荒謬，但仍保持儒家禮樂教化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漢儒的眼中，荀孟都繼承了孔子學說的真意，所謂：「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4]」可知唐以來流行的道統說，直至漢終，都是不成立的。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在評論這點時說：

孔墨同稱，荀孟齊號，起自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進學解〉也的確有此說法，可見心性論自古，便不是儒家傳統最重要的部分。由此，北宋諸儒所談強調之心性修養之學，不能如其所主張，做為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必要條件，孔子、漢儒、荀卿，甚至孟子的相關篇幅都甚少。我認為，儒家最重要的地方應當是二處：內聖外王的進路與禮樂教化的社會。

    此觀點並非我的創見，余英石先生在〈中國知識份子的古代傳統〉一文中，有過詳細的分析，其將中國學術的興起與印度、希臘、希伯來等古文明做比較，有此結論：

在禮樂崩壞之余，人間性格的「道」是以重建政治社會秩序為最主要的任務。但是「道」的存在並不能透過具體的、客觀的形式掌握。它既不化身為人格性的上帝，也不表現於教會式的組織；而只有靠以「道」自任的個人─知識份子─來彰顯……所以，自孔子開始，「修身」即成為知識份子的一個必要條件。[5]

的確，從《論語‧先進》孔子詢問三個弟子之志，三人雖有高低不同，然所已呈現從個人修養(子路)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曾點)，恰恰好印證余英石先生對此深刻的掌握。宋明儒學對於心性論的發揮雖有一部分原因起於對佛老的反對[6]，但是卻不能不說「修身」的大傳統亦為一重要因素。

    北宋諸儒無不繼承此二特點，雖周敦頤論修身講靜[7]、二程講敬[8]，都仍主張這一條內聖外王，以至於重建社會秩序的道路。受到洛學力讚的〈西銘〉，最可以表明這種傳統的延續：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厎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而宋明儒學之所以新，我認為在於對「修身」的功夫論提出了形上學的基礎。《論語‧憲問》有一篇：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然而，我們雖然知道要修己，對於為何如此，何以所以卻沒有認識。子夏回憶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左傳‧召公十八年》也曾引子產「天道遠，人道邇」一句，看來孔子本著對禮樂尋找人間世之依據的努力，對此的態度，大抵如荀子所謂：「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9]」然這又是另一問題，本文便不在此多做發揮。

    荀子也有〈修身〉可觀，然而誠如其一貫的態度，其終停留在個人修養的發用，完全符合其「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10]」的立場。相反地，孟子在〈盡心章句上〉便稍稍地為修身之學與「天」做了連結：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這段文字明顯地在描述修身之學的依據，後代的宋儒秉著對佛家緣起性空、老子有生於無的對抗，將孟子視為道統之承，自然是理所當然。

    而這個觀點大抵普遍適用於北宋五子，周濂溪的〈太極圖說〉從陰陽五行直接聯繫到人倫的設立，以是前代儒者之所未有，受到二程推崇的〈西銘〉更將修身以至於成聖的形上學基礎完全提點出來。所以朱子有云：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朱子語類‧太極圖》)

    至此，本篇文章的答案如下：韓愈以至於北宋諸儒所承之道統說，與儒家演變有所牴觸，而余英時先生的兩個判准：內聖外王的進路以及禮樂教化的社會可以融貫解釋儒家之所以為儒家的特點。而新儒家之所以為新，便在於其發揮了孟子的盡性之天之學，為修身的基礎提供了形上學的依據(無論恰當與否)，由此，則可以解釋其對心性論的重視，與儒家一貫的修身傳統也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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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2]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論》

[3] 見《論語‧公冶長》。

[4] 見《史記‧儒林列傳》。

[5] 收錄《士與中國文化》，商務印書館，1987。

[6] 「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 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見〈原道〉，韓愈。

[7]「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見《通書˙聖學第二十》。

[8]「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見《遺書》卷二上。

[9] 見《荀子‧天論》。

[10]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