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漫筆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繁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帶在新近編篡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裡，卻不太看得明白，只彷彿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事實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都不知道屬於哪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借屍還魂的首都選舉

借屍還魂的首都選舉

    剛剛KP才在造勢晚會上，一番創造台灣共同未來的言論感動無數年青人。我當然是所謂的首頭族，剛從死大學生中脫離，身邊有人是KP黨工監票員。這些人不一定全心全意相信KP和姚立明一手打造新台灣人認同(基本上沿襲李登輝那年牽起馬英九手的路線)，甚至對KP扭曲歷史、中產男性精英意識的表達有些不安。

    現在KP聲勢高漲，一切似乎水到渠成，這其中隱晦不明的不安卻很值得在這高潮的前夕好好理清。Hobsbawn已經說過了，理解歷史是看清我們所在的唯一途徑，而也許還能「在面對種種晦暗的前景時，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還能擁有比詨透徹的眼光，以及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也應有能力避聞當下狂熱的激情和政治兜售的伎倆。」

    在正式切入主題前，我只想在這個雙方言必及經國先生的特殊氛圍中，講一個故事。七零年代，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Fogel出版了一本Strategic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在其中詳細地論證了美國黑奴制度在經濟上的優越性。此舉是善是惡，在這篇文章無能多說。我知道，一個制度的邪惡與否和其經濟上的優越當然沒關係，但是也許我們應該這樣去看：去宣稱一個本質上邪惡的制度是可接受的、去刺激一段悲痛的歷史，對我們的認同，不管是群體的還是個人的，有何傷害？而確實，當經國先生有十大建設、經濟奇蹟的種種，但是當林宅血案真相未明，陳文成博士之死、美麗島大審、江南案都還歷歷在目，這究竟是一種就事論事，還是強作粉飾？台灣人真得那麼善於遺忘嗎？還是傷口會持續存在，蠢蠢欲動，使台灣人心中的不耐和憤怒永不停息？

第一個具屍體：自由中國

    台灣民主化的三個階段中，距離228事件十三年，是以外省人為主體的自由中國案。我們已經可從研究資料知道，雷震等人失敗的理由，除了對本省人士不信任，又當方面過度相信蔣介石和胡適一個會恍然大悟，有如一賢帝聖君迷途知返；一個相信會甘願與蔣介石明著幹，去成全他自由主義者的人格認同。自由中國案距離228事件不到二十年，照理說應更能成功，和後來黨外運動的差別，實在是因為美麗島大審之後，所有政治犯的家屬前仆後繼，繼續以選舉、動員的方式衝撞體制，才使得蔣經國不得不開放黨報禁。而自由中國案卻在一干人等入獄後，就此沉寂。

    自由中國代表著國民黨內部的改革力量，以自由主義為大旗，也被後來的國民黨人繼承。許多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都認為其隱含一種context-free的個人觀，相信著我們能夠無負擔於我們承襲的社會、價值、文化，自由地決定我們的行動。這聽起來，是否和姚立明動人的演講有些耳熟？「我們雖有不同得過去，但是卻能創造相同的未來。」

    的確，台灣可以在制度上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可是這樣是否就夠了？姚立明或KP從未談論國家正常化的轉型正義的問題，而這正是老民進黨會對KP會有的疑慮，民主自由真的就夠了嗎？有共同的未來，而對過去絕口不提，真的就夠了嗎？在一篇討論台灣民族主義的文章中，那時還是教授的江宜樺曾主張，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仍不足以使我們成為一個民族。而一個民族，意味著我們能夠以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真正得走下去：讓台灣正常化。而民主自由做不到這點。我想他是對的。

    我們已經看到了，即使是今天，我們還是可以用皇民說來爭取支持(反方向，我想也行得通)，連戰並不是失言，他很精準地表達了某個社群的共識，而這點，只意味著，傷口還是存在，而好幾年來，在國民黨阻擾下不去觸碰歷史的結果，並不會讓它神奇的消失。

    我們可以理解，為何自由主義會成為國民黨或外省人改革力量的普遍主張：只有通過這種中立而無負擔的觀點，我們才能稍稍從台灣過去的歷史中移去目光。這是一種自然的頃向，給我們有理由不去揭開那沉重的歷史真相。於是我們可以牽起雙手，彼此邁向新的未來……。

    我略為悲觀，我相信過去的冤魂會繼續纏著我們，在每個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刻，附身我們，使我們狂熱怨恨，不知自己。而那正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知道自己是誰。

第二具屍體：民進黨

    KP在這次的首都選舉，以超越藍綠、白色力量為口號。許多人真心相信，我們受夠了統獨議題，受夠了藍綠對立，我們是這個社會的公民世代，我們能夠改變這一切得亂象。持平來看，在某種意義下，這樣的口號是具有意義的，而對「現在」的民進黨也許是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

    但是若我們仔細考察過去民進黨所代表的，無論是從黨外時期到阿扁參選市長，都以社會上的醫生、律師、牧師、學生為主力(而新潮流和夏潮等在黨外時期是相較左的立場)。所謂公民世代，不過是一個潮一點的名字，我的意思是，早在過去，社會運動得主軸便是這些經濟能力較好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更別談青年參政、主打清廉效率(我們應該不用回味第一代舉球手連爺爺如何彰顯阿扁行政的高超效率和國民黨的驚人貪腐)，根本只是換湯不換藥。

    而94年阿扁被趙少康強力攻擊的台獨立場，在現代台灣，早就是被眾人接受共同意識。我很好奇，不管是要求民進黨放棄台獨黨綱的黨內或黨外人士，究竟有沒有看過台獨黨綱的內容，還是只跟隨國民黨單方面灌輸的「台毒」形象在起舞？在民進黨初次成立時，唯一一位延續自由中國案到民進黨成立的傅正先生，否決了台灣共和國的提議，而主張住民自決。說穿了，所謂的台獨黨綱就是：台灣人能夠決定這塊土地的命運。

    姚立明的「共同未來說」說穿了也就是這個主張，但是台獨黨綱卻更好規定了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內容，指引一條可行的道路。歷史教育長期畸形的結果，反應了一些人對台獨近乎本能的反感。時代至今，台灣已經很少人會相信，台灣所做得一舉一動，法理上需要中國廣大人民的同意(別懷疑，這是當時國代大會的普遍共識：我們無法做任何決定，因為廣大同胞還在受難！)，不管是台獨還是獨台，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句從文化協會就被提出主張，早已成為我們心中深信不疑、甚至是唯一共享的信念。

    這兩具屍體的還魂，注定讓超越藍綠只是一句口號，他沒辦法指引一個真正的新的路線，因為這一切都默默地踏上前輩的腳步，只是我們早都忘記或扭曲地記得。但是當年的民進黨，有明確的意識型態，他相信我們應該讓國家正常化。KP和姚立明的另一個屍體：拋下過去，自由決定的路線。是否能長久的走下去，卻是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問題。我已經表達過我得立場，沒有正義的原諒不是原諒，那是緘默和忽略。過去的冤魂會不停地回來，直到我們願意勇敢面對他或是在傷口中毀滅。但是這和解的慾望和不平，是否能靠著兩個屍體的力量得到完成，卻仍屬未知。

    當趙少康攻擊阿扁的台獨立場，94年的台北市民是買帳的；但是今天皇民說卻引起反對和批判(胡伯伯爆氣：偶素鄭成功後代啊！)，而自決立場早就是台灣人的共識。KP如能順利當選，他更能在這個時代撼動國民黨牢牢掌控國家的部分，地方組織、教育、警察、司法……等等，所有阻止台灣正常國家化的力量。而這持續的推動，必然會使得我們要去面對過去的種種：因為這一切之所以如此深根勞固，正是台灣獨特的歷史。

    不論事情是否這樣，但我想事情是朝向一個更為，也許可以這樣說，promising，的情景。這是第一次非國民黨勢力可以在不依靠分裂的情況下，民調持續領先(解嚴前高玉樹等人不太算，他們基本上算是國民黨的民主櫥窗)，而我猜想，即使我們現在必須用那輕盈的自由主義神話前進，但總有一天，我們必然地，要回來檢視那些被我們留在當地的東西。

    我想我應該修正一下我的說法，我仍相信時間不會讓傷口痊癒，但也許，卻能拉開一個適當的距離。我仍然是略為悲觀的，但是現在的我情願相信這個拋下過去的神話，是為了更徹底全面的回歸，等到那一天，我們就能自信而驕傲，從此不再迷失。

    上帝保佑這塊土地。

向日盲言

向日盲言

游定璇

    太陽花學運後，我一直想找機會寫寫那些日子。之所以在之後沒有立即動手，一方面是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在那一切的波動還尚未平息時，持平和不遺漏地做一個公平的見證；另一方面，我總是懷疑自己寫作的意義。我是誰？我很重要嗎？人家為什麼要看我寫的東西？這種不安一直困擾著我，拖慢我下筆的決心。但我總是想寫的，以一個參與者的身分。共產黨宣言裡有一句話：「他們不能被表述，他們只能被表述。」從我第一天到達現場，我就一直待在外場。學運前期剛過，每個人都躍躍欲試進去立法院，但我寧願保守一個身分，一個待在外場，受人指揮、動員的身分。我不屬於任何勢力，甚至也不是什麼賤民區的一員，換句話說，我不是大咖（像我姑姑和我阿公解釋的），甚至也不出自對社會運動熱情的科系：我只是一個大學文組的學生。行政院那天，我在青島東路的門口，那裡只有幾百人。我們第一波被驅離，媒體也很少報導。我想，如我這般，無人動員，無人組織而到場支持的人很多，我想用這樣一個視角，去說說看，我所知道的太陽花。

    現在距離太陽花學運九個月，台灣２０１４的九合一大選剛結束，我想可以做為太陽花餘波的初步影響。我是台北市民，雖然不怎麼相信柯P，但我認為，這件事情，不論結果是好是壞，都將成為台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雖然已經九個月了，但這件事情將持續發酵下去，２０１６年的總統大選和香港普選運動都為此有所波盪，甚至，在我們看不到的大陸暗處，中國民主化運動，也會有極大影響。中共、香港、台灣這弔詭的三角關係將如何發展，我想先在前頭做一個初步的猜測：中共開始要學著和一個擁有過半民意的民進黨政府合作，但一方面，卻要趕緊撲滅香港佔中的星火，以免燎原，但是否能輕易做到，還屬未知。中國近幾年，常有民運人士的大審，這點和台灣黨外時期很像，但這會演變為何？是否是像蔣經國到李登輝，緩慢釋放權力，寧靜地完成民主化？還是會像蘇聯當年改革開放，一舉瓦解，境內分裂成不同的勢力？我認為，無論如何，這二者是中國接下來二、三十年最具可能的走向，而我們這一代，帶頭衝擊台灣現況的人，將在三十年內面臨台灣定位的重要抉擇。我們必須把握這短短的時間，為那一刻做好準備。

    我以向日做標題，取太陽花的意象，因為我相信，現在的台灣，還在太陽花強大的光芒的籠罩下。對於未來的發展，我時常感到一種不確定的不安和興奮交錯，這令我感覺到，我們正在歷史的浪潮上，一切的一切都前景未明。這並不是因為過於黑暗，而是因為過於光明，我們不知道會往哪裡去。這是一個毛頭小子對這件事情，在個人可笑又渺小的生命中所做得一個見證。我盡量持平公正，像是契刻夫說得那樣：做一個證人，而不是法官。但我仍然不安，我看不清，所以只能在強光中瞇著眼睛，亦步亦趨；所以不是宣言，是盲言。

前敘

    我想先說說我這個人。這雖然私人且特殊的，可有可無，但我仍試著留下一些記錄，不只像魯迅在墳的序言說的那樣，「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我還忠實地相信，我毫無可取的生命，能夠回應、共鳴，和我有類似處境的每個人，並且能夠為那個平白奮起，令中共和國民黨大驚失色的力量，給出一個合理的原由──那僅僅是因為我的平凡。

    我出生於台北市的邊陲地，國中下課後，我常和同學走去新北市（那時還叫做台北縣）的網咖，只是五分鐘的路程。我的父母是閩南人和客家人的結合，無可奈何，這決定了父母溝通的語言是北京話，我一直說不好台語，更別說是客家話。我大學時有個學長是老台北，他說他奶奶從小，便他一起散步細數228事件，誰家的兒子被殺，誰哭哭啼啼去收屍。我外公是木工，阿公是賣蛋的，都不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而我的父親雖然教授台灣文學，但也從未嘗試灌輸我任何東西，除了家裡許多台灣小說家的作品，陪我度過我孤單的時光。阿扁執政、兩顆子彈到阿扁貪汙入獄，對我而言，是另一個世界，我才小學、國中，沒有想法也無立場。

    上了高中，學校要求我們閱讀白先勇的台北人。當時的我，是一個愛看翻譯小說裝逼的少年，偶爾還會「為賦新詩強說愁」一番，然而，我卻在翻閱白先勇的作品時，感到一股強烈的不安：為何裡面每個操台語客語的人，都是一副貪得無厭、粗魯、下流的嘴臉？這些不正是我的外公外婆、阿公阿嬤嗎？我感到一股嘔吐感，毫無來由，但這件事情並沒有延續太久，也沒有留下什麼可見的影響。我還是繼續在圖書館閱讀看不懂的書籍，一邊進行一些高中生的日常：愛情、打球、社團。上了大學，我念的是幾乎與現實脫離的哲學，我沒有時間碰觸台灣的歷史，沒有真正關心政治，雖然為時不久，我甚至還曾對國民黨的官方意識型態（儒家）效忠過。在我準備推甄研究所的那年，國民黨開始推動教育方針的改革，我突然感到一種熟悉的不安，我想到許多過去的事情。

    小學時，我每天在外婆家看戲說台灣和在台灣的故事，一邊吃外婆給我做的醉雞。那時的我還不曉得，為什麼我那麼喜歡看台語劇；因為種種原因，我一直沒辦法用流利的台語和阿嬤說話，一直到阿嬤過身，我還沒有和阿嬤好好說過一次話；我想到高中時，我喜歡鄭清文的小說，從他的中文中，感到一種安心的熟悉感，但我高中老師卻對我說：他中文不好；我想到上大學之後，有一次我和學長在系館喝酒，一個學長碰巧撥起交工樂團的菊花夜行軍，我無法自抑的大哭起來。

    我開始試著去理解台灣的過去，做為一個台灣人，到底是什麼？閱讀２２８相關史料和黨外運動的歷史時，我克制自己不流下淚來；我也看荷據、清領的台灣史，日本時代的文化、議會運動。我看得很雜，毫無系統，但我仍然嘗試去理解這塊土地的種種。回首那段時間，我猜想，奧步、黨產、貪汙，甚至是為了維繫政權所做的鎮壓行動，都不是我反對國民黨或參加太陽花運動的真正原因，我不反對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對台灣經濟的發展更沒有什麼概念。對我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當我學習到，國民黨教導台灣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忽略和扭曲對於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最重要的歷史和傳統，這真正地傷害了台灣人對自我和群體的認同，剝奪了台灣人記憶的傳承。而現在，這種政策的復興這更讓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機感。但是，除了在極冷門的社群網站上，發表一些心得，我又能做什麼呢？那時的我，常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然後，一個蔑視台灣民主先賢努力成果的事件在這個時刻爆發了，有一群人不再沉默，攻進了立法院。

以花為名

    那天晚上聽到消息，一個基督教同學和他的室友隨著跟著第二波堵到了立法院圍牆內，和在門口的警察對峙。我跟著情況一直到三點，小睡了一下，搭了第一班捷運到立法院。那時天還灰濛濛地，我走進立法院圍籬內，找到我同學和一群教會的朋友。他們已經撐了一夜，我和他們聊聊之後，他們便走了。再接下來的幾天，我大概一兩天回家一次，洗澡，睡覺，我選擇在半夜到場，因為我自以為這是人數最少的時刻。我嘗試找我認識的人過來，即使是感受看看也好。

    在那個睡在警察面前的每個時刻，我常和同學一起聊天，警察時常集結又退去，似乎隨時待命，尋找可行的時機。我們偶爾站起，勾起雙手，準備實行剛學來的非暴力抗爭。我的個性使得我略為悲觀，我並不真的相信信念和理想能戰勝一切、暴政必亡等等；現在的我，甚至認為，歷史會給與馬英九一個較公允的評價：這一切的一切早在很久以前就種下種子。我們在不停的小睡和警戒輪流交替，日夜的分別變得模糊，那時候，每個人都在想，要怎麼走下一步？要怎麼推進這場運動？

    在３２４前夕，我常和朋友在深夜的立法院圍籬內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我還不能清楚的表達我對社會運動的看法：拉高衝突層級，直到對方無法承受鎮壓的成本。但我們都在等那麼一件大事。

    ３２４的那晚，我看到批踢踢上的爆掛，九點多時，連絡了幾個在場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們在內場，不過已經很難進去，我決定去人較少的北平東路口側門。那時只有不到百人圍著側門。有幾個看來是原主民團體的青年，一邊開心的說話，一邊從一位警察那裡拿了一包口香糖，傳給大家。我看見那位警察帽子上有新竹縣的字樣，表情冷靜。到十一點多之前，有來勸我們回家講標準國語的阿婆，也有熱心的阿伯，說可以讓我們上去洗澡。那時，我們就已經知道要被強力清場，這暴風雨前的寧靜，還是令人揣揣不安。

    到十一點多，糾察隊突然叫我們趕緊撤出，我們看到一排排警察從中山北路的方向整齊地向我們走來，方整地圍著一台巨大的水車。廣播穿過冷冽的空氣，像是從遙遠的過去發出。有些人從天津路散去，但大部分的人往後退，我大抵站在前排，警察將我們趕到人行道上，但這時已經有千人聚集，人行道又有人扛著攝影機，根本就無法疏通人潮。此時，有人開始坐下，現場沒有糾察隊，但大家開始手牽手坐下。我和同學大概在五六排後面。我們手勾手，由下望著全附武裝的警察。

    驅離開始了。警察開始拉扯第一排的學生，周圍則拿著盾牌猛剁參與者盤起的雙腳。看到這一幕，我的理智瞬間斷線，指著前面大罵：「你們在幹什麼！你們他媽在幹什麼」；我看見女生被直接拖走，和同學喊：「用女警、用女警拉啦」我感覺我的聲音，在近春的台北街頭，出口即喪失，彷彿它急遽地想要脫離我，衝到前面。我看到一個三四十歲的大叔，衝向前去，一個二十幾歲，留著長髮的年青人拉住他：「你打了他們又有什麼用！」打了他們又有什麼用？

    我們很快就面對警察，我稍稍往後躺，讓重量頃於背後。警察拍拍我：不走？我看著他，有些恐懼，但我只是看著他。警察開始拉扯我的手臂，我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我被拖進警察陣裡，感到有很多人踹我，像是下雨一樣，有人拉著我帽Ｔ的帽子拖行。不久，我覺得四周空蕩，起身一看，已經在警察陣的後方。這時有一個警察一把拉住我往後退，叫我快滾。我一肩撞上他，瞪著他，那是我多年以來，第一次那麼想傷害某個人，我看著他，感覺自己隨時會衝上前去，有股騷動在我心中不停翻滾，但那僅僅是一刻的事情，一位較資深的警察用客氣的帶走我。

    我找到高中同學，看到地上有人大字躺著，一群人倒在警察架起的拒馬邊。北平東路再走過去，有一個加油站，那裡擠滿人群。我們臨時維繫秩序，一個穿黑衣的大叔向前：我是醫生。我們離開。

    我提議我們先去社科院，看看情況。這時，行政院尚未被驅離。那時，我異常冷靜，原本還殘存的幼稚的使命感和理想主義，在那時消失殆盡。我一邊思考這件事會引發的效應，一邊在社科院外抽菸，在那裡待了一會，我和同學決定再去行政院。剛才北平東路的驅離只是前奏而已。

    我們到達時，行政院已經進不去。我和同學到中山北路旁車輛進出的小門。在那裏，身旁一個大姐參與過野草莓，她和我說那時他們退場的窘境，一覺醒來，身邊不到十幾個人。我越來越相信這次運動在策略上的正確。

　　行政院內開始驅離了，我們這側也堵滿了警察，但人數很少，裝備也不齊全。看得出來這裡完全不是驅離的重點。外面擠滿群情激憤的民眾，他們開始向警察丟擲水瓶、推擠。警察人數太少，完全無法壓制，我們叫大家冷靜。

　　一個身型瘦小的阿婆在我們身旁，抵著小小的路口，她操著台灣國語和我們講話。我和同學偷偷約定好，如果這裡發生驅離，先抱著阿婆把她帶走。不久，有些水注濺到我們，我們遠望行政院內部，如同末日的災異光景，尖叫聲從遠處傳來。

　　一些全身濕透，表情失落的人開始從後頭出來，我們讓出通道給這些傷者，我一邊抓緊機會和他們說：「把你們知道的事情講出來，發在網路上！」按照當時媒體對學運的態度，必定難以做出完整持平的報導。人一個一個走了，天邊漸漸露出矚光。一些人決定留下來，但我知道守住這裡意義不大，今天夠多人受傷了。我和同學離開。

　　在社科院和基督教同學會合後，他們一些人濕透了，我們決定先回宿舍，約定要把這件事情在網路上公佈出來，試著影響輿論。清晨的台北街頭，車潮漸漸增多。我在同學野狼的後座，忍不住哭了起來。我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哭，我只告訴自己，這是最後一次，。

　　到同學宿舍後，我們輪流使用電腦發文。之後的我關了ＦＢ，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但我那時清楚意識，這篇文章必須要做到補足視聽，但卻不能流於煽動；要陳述細節，不能太多感想廢話，讓事物發揮它原有的力量。這是一場戰爭，即便在小小的個人社交圈，也必須要字字斟酌。

　　那天早晨，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翻來覆去，千頭萬緒，我感到一股脆弱和奮起的感覺交雜。

革命之後

　　從那天起，我和幾個基督教會的朋友，開始策劃更進一步的動作。我們幾人組成一個夾報小組，打算進攻被傳統媒體壟斷，非網路使用者的族群。我們開始比較少到現場，忙著收集資料、募資、審稿。主要分成兩波，一是３２４的實況報導，由於少有關於第一波驅離的文章，又多數人不願報足姓名，我的文章便先刊於前頭；二是關於服貿利弊的分析，和運動訴求的表達。第一波夾報出去時，我們分配好督報的地區，我負責的南港一帶，卻因為壓力而無法如期發出。

　　籌辦夾報的事情，讓我見識到教會的年輕人如何承接過往的傳統，自發而組織地參與抗爭，造成影響。接下來的日子，我也參加一個社工系同學發起的街頭討論，和上班族、操台語的阿北、學生在立法院外討論、聚集意見。我相信這件事情本身有其民主深化的意義，我看到高中職學生坐在厚紙板上看書，也有人自發地演講，發放傳單。

　　很快地，一切進入了尾聲。白狼和王炳中的滑稽表現，宣告了統一路線在台灣社會的灰

飛煙滅；三十萬人的遊行撼動了整座小島；馬英九和本土派系鬥爭使得學生有一個退場的機會；之後路過中正一分局、反核大遊行，都能算這場運動的餘緒。

　　回首這段日子，當我理解太陽花學運時，我會從幾個方向切入：一是長期受美國自由主義影響的台灣社會，堅持非暴力的抗爭路線，不過這也決定了台灣社會對國家暴力兩極的看法；二是七零年代反文化運動的影響。這點讓太陽花學運雖有明確的政治目標，但參與者的目的和想像卻是極為混雜和不明；三是黑色島國青年本身的無政府主義性格，難以脫離「自發性」的魔咒。對組織、帶有權威的行為天生的反感，決定了運動後期一度的停滯。

　　而隨著柯文哲的聲勢在運動之後的水漲船高，這三者力量彼此影響更可見一般。柯文哲打著政治素人的名號，這點符合太陽花所表現出，對組織、權威的不信任；主打藍綠和解，不回首過去的新台灣人路線，和自由主義的個人觀不謀而合；更別提這次選戰的百花齊放，宣傳手法的革新，有六八學運的七彩氣象。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大敗和民進黨在蔡英文的帶領下改革成功，成為鮮明的對比；代表國民黨改革派的馬英九雖然在這次選舉鬥垮了連家，但自己也受損嚴重，接下來的日子，是否轉而和民進黨結盟，以求保障，還是繼續依靠黨內的危險平衡生存，將會決定中國國民黨在未來的命運。中共看似成功壓制了香港學運，支持普選的力量現今雖有些許分歧，仍反應出了城市內部不安的脈動。而美英對中國強硬態度的連連吃鱉，在未來國際政治的發酵，都值得繼續觀察。

　　然而，這場運動最重要的，卻是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烙下的痕跡。我們都已經見識到，身邊許多人從不談政治到激進的台派、獨派，這場運動做為「做自己主人」的追求的一個里程碑，必然地將在台灣歷史上寫上一頁。台灣人民透過對政權持續的反抗，將持續深化做為一個受壓迫者、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即便國民黨政府對過去曾刻意掩埋，我們還是不偏不倚地接下了先烈的火炬。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自主的渴望和追求，將隨著歷史的進展越來越強烈而無法忽視。

　　可以預見的是，等到我們這一代人成為台灣的中堅份子，面對中共，無論是瓦解分裂、轉型成功還是逾趨封閉（即便後者已經不太可能），我們都需要做好準備。台灣的定位是什麼？是東方瑞士？還是加入以民主化的中國？還是在真正的威脅來臨時，挺身而出？這是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持續思考的功課。未來會如何？誰都無法知道，但我忠實地相信，只有了解過去，我們才有可能看清所處的現在，做出正確的抉擇。

　　天佑台灣。